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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益集团对媒体话语权的影响与控制

2018年6月05日 14:05 来源: 互联网 热度220票   浏览46次 [举报非法信息]

  由于媒体的垄断与集中,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属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存在共生关系的社会各种强势集团,会对媒体刊播的新闻进行过滤,将其他文化和不同见解边缘化,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在网络时代,信息是权力的重要基础,掌控媒介命脉的美国利益集团更是以网络为武器,通过技术垄断实现文化霸权,控制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因此,美国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制造了一种幻象,掩盖了媒介作为宣传渠道的真实身份。

  一、美国利益集团对媒体话语权的影响

  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公民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新闻领域,美国一向标榜的“言论自由”似乎预示着新闻报道公平、公正、公开的自由姿态。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正如新闻学先驱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伯纳德·科恩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了解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美国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议程设置”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实现话语霸权。

  就美国而言,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个神话。美国媒体看似不受官方审查的限制,但“言论自由并不能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障”,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才是话语权的真正掌控者。媒体表面上客观公正地“代表”他人说话,但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自我实现--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会运用手中的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选择信息源,去说服甚至强迫公众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把媒体和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这种毫无新闻平衡和信息对称的新闻报道凸显了社会各种强势集团,如财富集团、媒体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对媒体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力,究其根源则与各种集团之间利益交织的媒介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由于传播媒介的垄断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属财团话语权的延伸。1983年,美国50家公司分管90%的媒体。随着媒体的兼并及垄断,到了2011年,美国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观察这些媒体巨头的幕后股东,‘会发现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受控于以资本财团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媒体实际上是资本财团的耳目喉舌。例如,《纽约时报》长期以来都是索尔兹伯格家族财产;《华尔街日报》隶属于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洛杉矶时报》属论坛集团,财政上受控于美洲银行财团,与摩根财团也有关系;《华盛顿邮报》受控于格雷厄姆家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被通用电气(GE)收购,后者则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传媒巨头时代华纳;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士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波音、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前任或现任高管。美国媒体企业的这种集中化、资产交叉所有以及受控于非媒体机构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媒体失去了针对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较大的个体投资人群的独立性。而且,事实上也巧妙地实现了“话语权的转移”,并且隐蔽性很好,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或意识到美国媒体其实多半已被大财团和华尔街控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媒体在话语权问题上最终只是扮演了“媒介”或曰“桥梁”的角色,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美国大财团的诉求。

  其次,媒体话语权还受制于对政府的依赖以及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在美国,媒体与政治圈的关系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方面,广播电视公司和网络均需向政府申请运营许可或特许,因此它们极有可能受政府控制或骚扰。这种技术和法律上的依赖已被用作一根大棒用以管教媒体,若媒体胆敢偏离固定导向太远,它们就会祭起这根大棒。此外,大众传媒被其本身的经济需求和相互利益关系等因素拖进了一种与势力强大的政府消息源之间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强大互相辉映的,美国媒体与政府虽互相监督,但更多的时候,则体现出互相推动的效应。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的《新闻法》和全面的新闻管制,官方也避免介入媒体的自身运作,但是美国媒体也很清楚,只有国家强大,它们才会更有市场,也更有国际话语权,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主流价值观方面不遗余力,并在对外事务中与政府配合默契。因此,美国政府及其他利益体对媒体的影响和公关,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的“高压线”,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媒体的话语权,也使得媒体无法享有“完整版”的“新闻自由”。

  最后,大型媒体企业以及背后财团还要依赖政府以取得其政策支持。企业税收、税率,劳工政策以及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与否对所有企业都是利益攸关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要依赖政府以取得核能和军事技术研发补贴并营造有利的海外销售环境,大型媒体也需要依赖政府给予相应政策以便用美国商业观念、社会价值观念和对时事的美国式解释对外国文化进行渗透。在有利的第三世界投资环境下,媒体巨头、广告代理商和跨国企业巨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它们与政府的种种关系都具有生物学上的共生性质。保持与政府、利益集团的平衡关系,是美国媒体面临的长期挑战。

  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自在和清澈,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媒体、财团以及政府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不仅强化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稳定,也客观上扩大了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基础。

  二、美国利益集团掌控媒体话语权的宣传策略

  在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处于股东和市场驱动力严密控制之下,而媒体企业、财团以及政府机构有着重要的利益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大众媒介作为传播者很大程度上需按照组织目标和集团利益,对信息进行修改和剪裁。其中,维护及推广美国主流价值观是美国媒体、财团、政府等利益共生者所共同遵循的信条。

  美国人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多样性,但是也有主导其社会方向的主流价值观,即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并经过很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其核心是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这种价值观在不断强化过程中,与美国的救世主心态纠结在一起,形成美国价值观传播的冲动。这种冲动并不仅仅在于“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更为关键的在于对外价值观传播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意义,因为“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能量是政治权利的根本,而政治权利对现代大公司实现野心至关重要,压制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权力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价值观传播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扩张。同样,国际社会媒体话语权竞争的背后,其实是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竞争。

  从本质上看,美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是接近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不但成为美国外交实践中长期的“重点工程”,也成为美国媒体守护并最大化美国利益的宣传信条。除了美国媒体、政府在各尽所能,那些影响和控制着美国媒体的大公司和广告主也在努力传播着它们认定的主流价值观,通过媒体阐释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商业意图。在利益集团的控制下,“媒体的报道方式使得美国的外交目标显得十分可敬,公司在海外的活动既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而大多数国家发生的任何大规模变迁都是不应该的,也必须被压制下去”。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异议,但由于主流媒体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与政府及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

  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之下,尽管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审查,但是权力集团还是会对媒体上登播的新闻进行过滤。美国学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将媒体视为“制造共识”的工具,并用“宣传模型”理论生动呈现了新闻过滤过程。“宣传模型”探索金钱与权力如何对新闻进行过滤和筛选,如何将不同见解边缘化并让官方和私营利益集团得以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按照他们构建的“宣传模型”,西方国家新闻的选择和呈现受制于五大“过滤器”:(1)媒体所有者及其利润取向。(2)广告收益。(3)媒体对政府、企业及其所资助的专家人士的信息依赖。(4)新闻批评。(5)“反共”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并相互强化。“宣传模型”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媒体为主导国家和私人活动的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为之进行宣传鼓动。在这种体系下,金钱和权力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以至于信息本身成了为利益集团量身定做的载体。透过“宣传模型”可以看出,许多新闻报道都有其背后的塑造力量。然而,在媒体私有且不存在官方审查机制的国家中,表面上却难以看到宣传体系在起作用。

  在五大“过滤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反共意识形态对新闻的过滤作用。许多传媒大亨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邪恶,因为它威胁着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尊贵身份的根基。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指出:“(反共)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动员大众对抗任何一个敌人,而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无论何人,只要为损害有产者利益的政策辩护或赞同与共产党国家及所谓的激进派进行合作,都可以用这一概念对付他。”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反共热情被煽动起来以后,对于‘受到共产党虐待’之类的声称,人们便不再要求看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这种以反共为工具的控制机制,其力量渗透到体系的每个角落并对大众媒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都很难跳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二元框架,而媒体持“我方”立场的做法则变成完全合法的新闻惯例。

  通过对“宣传模型”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对新闻事件评价的主观色彩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对于本国和友邦国内发生的虐待或伤害事件,美国政府和附庸政府的消息源会被大量且不加评判地引用;而在对付敌国的时候会大量引用源自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宣传体系总是会把敌国受暴行迫害的人描绘成有价值受害者,而把那些受到本国或附庸国政府同样乃至更残酷对待的人描绘成无价值受害者。总之,运用“宣传模型”理论分析媒体报道可以看到,美国媒体会根据“宣传模型”过滤原则采用系统化的、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两分法处理手段,对新闻主题、信源以及新闻背景进行选择和过滤,而关注度以及表达愤慨的程度则因宣传价值而异。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媒体自由实为一种幻象,掩盖了新闻作为宣传渠道的真实身份。以下的实证研究鲜明地体现出美国媒体的宣传倾向及意图。

  三、制造偏见: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实证分析

  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博纳在谈到媒介重要性时提出了“分配注意力”的概念,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塑造大众,给争论下定义,提供参考术语,来分配注意力和权力”。的确,新闻报道并不仅仅是信息公告牌,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讲述故事的过程。新闻故事往往被固定于某一框架中,被总结为某种中心思想或意义类型。

  就美国而言,尽管媒体的领导人声称他们的新闻选择是在无偏见的、职业的和客观的标准指导下作出的;他们还声称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知识界的支持。然而,如果权力人士能够设置话语的前提条件,决定哪些内容允许大众收听、收看和思考并且可以通过有规律的宣传运动“管理”大众的意见,那么,关于媒体是如何运作的传统看法和事实真相恐怕就相去甚远了。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W.兰斯·班尼特指出,新闻在美国是“理解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所谓客观性报道的原则,只是拿来责人纵己的幌子,其目的则是为实现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战略传播目标服务,即操纵新闻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绝大部分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美国是一个整体单元,这意味着媒体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才得以实现媒体、财团、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在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美国媒体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倾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就鲜明地体现出美国的这种战略意识。

  为了揭示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策略,笔者选取了美国两大主流新闻网站近年来就两大涉华主题的报道文章为研究样本,就报道主题、信源选择以及新闻背景三个方面对样本进行量化统计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的系统性报道偏见并非是偶然的,而是配合国家战略传播目标,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刻意之举。具体而言,笔者选取了两个样本进行研究:(1)《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本文选取《纽约时报》网站于2014年9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对香港“占中”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选取的时段涵盖了此新闻事件从发端到落幕的过程。笔者以“Hong Kong protests”为查询词,以“article”为检索类型,在此时段内共检索到文章169篇,剔除无关内容、相似报道之后,最终获得样本126篇。(2)CNN网站涉疆报道。笔者在CNN网站搜索栏输入查询词“xinjiang”,搜索时段限定在距离2016年最近的两年,即2014年、2015年,共检索到报道104篇。剔除无关以及相似报道后,共获得有效样本60篇。

  文本选取这两家网络媒体进行样本分析的原因在于:两家媒体都是美国最主流的新闻网站,可以代表美国主流媒体的倾向。笔者就报道主题、新闻来源(信源)以及新闻背景三个方面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对应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媒体的注意力是怎样被分配的?信源选择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信息可信性是如何得以加强的?

  1.主题选择:按意图分配受众的注意力

  在美国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对于题材的选择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见。图l、图2分别是《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事件报道以及CNN网站涉疆报道的统计,统计数据清晰地反映出美国媒体对题材选择的意图和倾向性。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到,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及中国的相关主题时,有意将事件议程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例如图1中,从客观报道的角度看,“香港占中”事件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报道的角度和选取的题材本应是多方面的,然而,《纽约时报》网站关于此事件的126篇报道中,绝大多数的报道都是选取的倾向占中的报道视角和题材。除了58篇关于占中者和港府冲突、对抗的报道,报道数量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央政府对占中者以及支持者的“压制”举措,例如,拒绝抗议者进入中国内地,拘留内地同情占中者,网络封锁,等等。而关于“反对占中、呼吁理性”以及“占中”对香港经济及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相关报道却寥寥无几。事实上,“占中”事件的负面影响已经严重波及香港正常的经济运转和市民生活,而对此美国媒体却采用障目法加以回避。

  图1《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主题统计

  图2 CNN网站涉疆报道主题统计

  从图2可以清晰看到,除了区区5篇关于新疆地区地震以及记者采风的报道,CNN网站涉疆报道主要围绕暴恐事件以及批评中国政府而展开。除了暴恐主题,和《纽约时报》网站对于“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主题类似,居于CNN网站涉疆报道数量第二位的同样是中国政府对异见分子的制裁举措,例如以“煽动国家政权罪”拘留、逮捕所谓的“异见分子”或“民主人士”等等。尽管《纽约时报》网站和CNN网站是美国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流网络媒体,其背后的股东和利益集团也不同,但我们发现这两家媒体对于涉及中国的报道题材的选择和处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都是以批评和质疑中国政府为报道主线,这也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有着心照不宣的报道框架,并且存在系统性的偏见。在偏见的先导之下,中国政府对于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积极举措都被美国媒体自然屏蔽在视野之外,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在选择性报道的框架下,《纽约时报》网站和CNN网站隐去了大量的事实,而且媒体在报道中对于所选取事实的处理方式,例如版面位置、语气、用词以及评论中的分析框架以及有助于增强事实可信度的新闻背景的选择,都左右着受众注意力的分配。例如《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的报道中用于不同新闻主体的关键词透露出明显的倾向性——有关“占中者”的关键词有reform(改革)、pro-democracy(促进民主)、outcry(大声疾呼)、be penalized(遭受处罚)等;关于“中央政府”的关键词有restrict(限制)、arrest(逮捕)、army(军队)等等;而针对香港政府的关键词则有crackdown(镇压)、not-popular(不受欢迎)、detain(拘留)、tear gas(催泪弹)、peppersprary(胡椒喷雾)等等。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对于注意力的分配以及对不同报道主体的区别对待并非“自然”行为,而是基于新闻框架进行过滤的结果。

  2.信源选择:多元声音实为“一元”偏见

  西方新闻学向来认为,新闻话语是一个多元声音的场域。表面看来,他们的确选用了不同的声音。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在选取信源时总有其“固有模式”。

  图3《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信源统计

  从图3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采用的新闻68%都来自“支持占中者”。同样,图4显示CNN网站涉疆报道中采用的新闻64%来自中国的批评者。两张图表清晰地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涉华报道的信源倾向,即惯于将话筒或镜头对准批评及不认同中国的声音。再进一步查看两家媒体信源采信的详情,会发现《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的报道信源除了“占中者”本身(71次),采信最多的就是美国、英国等“占中”的外围支持者,多达26次,位列第二。相比之下,受“占中”影响的香港商家仅有3次被采信,在全部信源中占据的比例微乎其微。可以看到,记者采访的信源一般都来自支持“占中”的一方,相反,反对方说话的权利则被剥夺或刻意忽略了。

  图4 CNN网站涉疆报道信源统计

  如果用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创建的“宣传模型”理论加以分析,那么美国媒体对于“占中者”以及受占中影响的无辜民众的关注度如此悬殊就不难理解了。宣传体系总是会有意区分有价值受害者和无价值受害者,所谓的价值证据可以从媒体给予他们的关注和表达愤慨的程度和方式中找出。美国大众媒体对所谓价值的定义是极端政治化,并且与宣传模型是十分吻合的。相应的,CNN网站涉疆报道采用的信源居首位的就是“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为美国所把持的所谓国际人权组织。其次,除了不得不采用中国政府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外,CNN网站尤其青睐“自由亚洲电台”等境外电台、“世维会”等境外人权组织、海外学者、智库等。总体来说,对于中国持批评、质疑态度者的采信多达81次,而对中国官方的直接采信仅有16次,对于中国遇袭民众的采信有9次,对于持中立态度学者的采信次数仅有3次。对于暴恐事件而言,来自遇袭民众的信源在所有信源中所占比例如此有限,如果用“宣传模型”加以分析,对美国媒体而言,中国的遇袭民众无疑被美国媒体归人了“无价值受害者”的行列。

  “香港占中”的报道信源可以粗略分为8类,细分的信源类型则更为丰富。但是,结合采信次数以及信源的立场综合来看,这种信源模式却难以掩饰其虚伪性和倾向性。也不难看出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信源虽然看上去很多元,骨子里却是“价值偏见”的“一元”,即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反映出美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做法:首先决定你想要主张的内容,然后找到一位赞同你意见的专家。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美国媒体选取的“外国中国问题专家、智库”无一例外的持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尽管很多智库都力求突出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但其背景却并不简单。美国智库的背后大多有着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些利益集团和大企业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往往会委托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乃至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有一些集团也会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考虑,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美国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和活动。

  进一步研究美国媒体选取信源的标准,会看到有一类非常特殊的信源。在《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以及CNN网站涉疆报道中,我们都可以从批评中国政府的信源中找到逃亡至西方的反党及疆独、藏独分子的声音。按照美国主流媒体选取信源的模式,甚至可以预判当中国的一些异见人士走向激进,便会在西方的媒介视野中从边缘走向关注的中心。

  此外,两大媒体针对不同信源的修辞也大相径庭。例如,在提及中国媒体时,总是冠以定语“state-run newspaper”或者“state-run media”,在美国文化中,“官方的”“国家控制的”媒体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媒体,其潜台词是“不可信的”。提及针对中国的批评者或人权组织时常常含糊其辞,常常用“Human rights advocates”(人权拥护者)等不具名的信源。相比之下,对暴恐分子及暴恐事件的措辞暧昧不清,模棱两可,例如报道中特意为“terrorists(恐怖分子)”一词加引号,或者指称“(China)refer to them as terrorists(中国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对暴恐事件的描述故意措辞含糊,引人遐想。例如,“China train station killings described as a terrorist attack(中国火车站血案被描述成一次恐怖袭击)”,由此可见,西方媒体报道名义上打着遵循客观性原则的大旗,而在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却随处可见。

  3.新闻背景选择:通过选择性背景信息增加偏见“可信度”

  本文选取的两个研究案例虽题材不同,但皆有多篇文章包括新闻背景的描述,经过量化分析,会发现报道提供的新闻背景不约而同地涉足中国的民族、民主以及人权等“敏感”地带。

  图5《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新闻背景统计(2014.9.1-12.31)

  图5显示《纽约时报》网站有关“香港占中”报道的新闻背景最多提及的是“八九风波”,其次为质疑中国的“一国两制”,再次为中国的台湾、西藏及新疆问题。中国政府在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上所做的努力及成就都被刻意选取的背景信息所遮掩和忽略。图6显示CNN网站涉疆报道的新闻背景则将绝大多数注意力聚焦于暴恐事件的起因之上,并将起因归结为中共民族政策引发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相反,对于暴恐分子背后的支持力量以及残酷暴行却着墨不多。在CNN网站的报道口径下,遭遇暴恐袭击的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以及对暴恐分子的谴责,反而不断在民族问题上遭到各种指责。

  图6 CNN网站涉疆报道新闻背景统计分析暴恐事件起因

  可见,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涉华报道新闻背景的选择是极富策略性的,其用意在于将中国塑造为专制极权的政治形象,而这正是美国战略性政治传播的一部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形象的新闻价值并不在于能对其准确性或重要性进行独立的判断,而在于它作为一个新闻公式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果。在这样一个媒体创造的现实里,新闻价值取代了正确性,可信性沦落为一种公式,只要某人在某种环境下对某个事件运用了这种公式,这个事件就被视为可信。一般的逻辑告诉我们,一种形象越是标准,在它被置于某种独特、真实的形势下,其准确性就会越低。在美国媒体的包装下,中国形象就是这样一种标准且失真的形象,涉华新闻所选取的新闻背景都是增强中国形象可信性的论据而已。

  四、美国网络媒体的霸权逻辑和文化殖民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数字化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水平日益提高,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对外价值观传播和文化输出提供了更多动能与途径。在新的形势下,媒介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尤为利益攸关,而美国在这场“信息思想战”中早有布局。凭借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美国将媒体话语霸权的触角延伸至网领域。2013年,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斯诺登事件”使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根据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技术分析员斯诺登的披露,包括“棱镜”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得以曝光。斯诺登的爆料证实,多年来,美国倚仗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棱镜”等项目持续不断地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窃密和秘密监控活动。到目前为止,在互联网领域,美国安全部门已经搭建了一套基础系统,几乎可以截获所有网上信息,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只要你置身网络世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措施,都不可能安全。斯诺登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通过网络远程监控,还通过“人力情报”项目以“定点袭击”的方式挖取他国机密,甚至还侵入过中国的通信行业,而这些只是美国网络监控的冰山一角,可以说美国才是世界上头号网络窃密者和攻击者。

  “斯诺登事件”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向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延伸。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它主宰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技术前提,这就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文化霸权、进行文化殖民更加无孔不入。2002年,美国组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支网络黑客部队。目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客部队,是第一个成立网络司令部的国家。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网络空间和陆、海、空、航天定义为同等重要的第五大空间。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图只让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的东西上路。不仅最热门的网络,而且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以及为之间接服务的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等也都被控制。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美国在网络世界扮演的角色与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毫无二致:一方面它声称保护公民隐私;另一方面又凭借网络技术霸权,侵犯全球民众网络隐私,监控别国网络,窃取别国核心机密以及网络数据,暴露了美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虚伪性。结合网络时代的媒介形势,围绕美国对于媒体话语权的控制,我们需要认清以下几方面的事实。

  首先,当下文化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战略有三个特点:一是运用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实力,主要通过文化市场进行全球文化扩张;二是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三是这种文化支配和扩张是通过传播媒介来实现的。文化霸权的目的是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宣传自身价值观,解构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时代,媒介帝国主义又衍生为网络霸权主义,实现文化霸权的基本方式则是以网络为武器,垄断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如美国以“棱镜”等监控项目为载体,收集其他国家的敏感事件,然后对其他国家价值观念的颠覆就更容易聚焦,更有针对性。民众在这种歪曲报道的怂恿下,常常对本国的价值观、文化制度失去自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网络霸权实现文化霸权的路径,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使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受阻。

  其次,美国的网络“攻心战”颇具殖民色彩。网络时代,信息是权力的基础。正如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如果说网络信息思想战的主战方式是“攻心为上”,战略目标则是争夺人心。而在这个“战场”上,美国占据先天的优势。毕竟互联网的构造方式是由美国人设计并符合美国文化的特点,而英语又是互联网上的主流语言,因此,它实际上也就要求任何一个入网者适应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和熟悉美国的文化,全球网络化的过程更像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日益全球化状态下的世界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其中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代表,文化的单向性流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说,世界文化在走向标准化,而这个标准就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文化形态,体现在网络媒介中,就是美国对话语权的把持和控制已经渗透在潜移默化的信息传播之中。这种网络的“攻心战”带有浓厚的泯灭文化多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最后,一些美国网络媒体实为恐怖主义的代理人。新闻学教授查尔斯·柯容指出:“心理战是战争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是如此。如果你要进攻一个国家,推翻其政府,占领其国土,你应当告诉生活在那里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要求有精心准备的信息交流规划。”因此,一些美国网络媒体对国家宣传路线的遵循是极其卖力的,而这一切都并非出自美国一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而是精心规划的“信息思想战”中“攻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表面上高举和平、反恐大旗,实际上却借助网络媒体推销输出美国普世价值观,推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野蛮逻辑,意在实现“媒介帝国主义”战略的野心。由此可见,转型中的世界秩序,处于一个摆脱旧时代陈旧规范束缚的过程中,但国际关系中旧有的霸权主义,以及“强者通吃”“强者合理”的思维仍具有一定的惯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某些互联网技术的强国将其带有明显霸权的做法,延伸到虚拟世界。这种做法不但在虚拟世界中制造了新的混乱,也让现实世界不得安宁。尽管一些美国网络媒体自竖的牌坊是恐怖主义的反对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是恐怖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美国媒体在利益集团的控制下,离真正的新闻民主、公正、自由理念愈行愈远。尤其是其在对华报道中的预设立场与价值偏见,在传播中国负面形象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要求,大力打造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媒体,加强国际舆论的引导,揭穿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阴谋,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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